“打死也不再当农民”，一个第二代农民工的心声
　　近日来，记者在重庆市江北区劳动力市场走访时发现，前来找工作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不少人能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应答，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等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个别背包上挂有小饰物的女孩还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他们还是原先的民工吗？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渝陵告诉记者，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开始外出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农民工除了年轻之外，往往还具有以下群体性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二是绝大多数未婚，没有或较少家庭负担。三是基本没有过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四是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他们不但在城市挣钱，更希望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渐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打破城里人和农民生活观念和方式上的壁垒，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
　　“哎，现在的娃儿太不懂事了，家里好好的地不种，偏偏跑到大城市来，每个月不往家里交钱，还总得给他贴钱！”在重庆一家小企业做搬运工的张宏伟无奈地向记者感叹道。4年前，张宏伟和妻子从数百公里外的城口县来到城里打工，因为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只能干些体力活，妻子在社区给居民做保洁工作。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能有1200元钱，比起在老家种地的收入要高了不少。他们唯一的儿子张思路从老家的初中毕业后也来到了城里和父母一起打工，现在一家超市做装卸工。
　　坐在记者对面的老张和小张俨然是新老农民工的典型对比。
　　“从我到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我这辈子打死也不会当农民，当然也不会再回到农村去。”小张向记者说道。
　　当记者问他原因时，小张说道：“我们村和重庆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村太穷，没有电影院，没有网吧，没有超市，连电视也只能收到很少几个台，谁愿意待在那种地方啊！”他的口气中甚至带着些许的轻视。

　　他们频频“跳槽”，却无法规划真正的人生
　　一位小餐馆老板向记者抱怨：“如今招工比原来难多了！以前来应聘的只要求能解决吃和住、工资两三百就满意了，可现在应聘的人不光要求工资起码400块，还对吃住条件挑三拣四，就这样还留不住人呢！”
　　其实，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第二代农民工基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家里只有一两个孩子的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一些。而且他们希望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一些技能。这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不能过长，不能无限制加班。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是廉价劳动力的“底线”在提高，是社会的进步和提升。
　　然而，农民工在频频“跳槽”之余，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新老两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的归宿仍然在农村。
　　对于第二代民工来说，他们却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彻底告别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在他们中间，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代民工遭遇的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依然是政策和情感歧视，依然是城乡差别。
　　其实，面对农民工群体的进城需求，解决的思路一直是相似的，然而我们的解决进程太过缓慢。如今，第二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发出了不容置疑的信号：政府打破城乡壁垒的进程必须提速！